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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8章 冶与天通（第6页）

此即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

礼器组合以鼎簋较为常见，簋常以偶数出现，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

随着奴隶制之瓦解，用鼎制度虽有所变化，如出现“僭越”

之现象，但用鼎数量之多寡，仍为判断墓主身份高低之重要标志。

而青铜器之觚，源自陶器之演变。

日常所用，若需温酒而饮，则用爵，无需温热，则用觚。

爵与觚，皆为高级之礼器，不可随意使用。

古人于燕礼及祭祀时，方用爵与觚。

青铜觚者，长身细腰，圆底敞口之酒器也，多为圆形，亦有方形觚，然少见耳，其口大而平，饰以饕餮纹、蕉叶纹、四瓣花纹等。

然不论圆觚或方觚，其共性乃器身有棱，“觚”

字本义即为棱角。

至春秋末期及战国初期，铜觚之形制已不如西周时期之规整，棱角渐不明显，乃至消失，然仍名之曰觚，遂致孔子感慨万千。

觚为礼器，有无棱角与为礼器似无矛盾，然则，真正令孔子感叹者，应为觚之用法失礼也。

觚仅为孔子感叹之媒介，其真正所叹者，乃春秋末期之礼崩乐坏。

古代礼器有玉器、青铜器、漆器，亦有瓷器。

礼器者，乃古代皇帝、贵族于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及宴享、婚嫁等礼仪活动中所用之各种器皿也。

华夏从明清时期起，瓷质礼器频现，其形状多为青铜器中之鼎、炉、花觚、瓶、尊、簋、爵、鬲等样。

单色釉瓷器上之花纹，亦多为商周青铜器上之夔龙纹、饕餮纹、云雷纹、回纹、乳钉纹、蕉叶纹等，于装饰风格方面，亦采商代青铜器之装饰手法。

而青花、五彩、斗彩等瓷质礼器，于造型设计上，不若单色釉瓷器之严格模拟古代青铜器，而稍有变化；古代青铜器上之纹饰，于彩瓷上则鲜见之，代之以云鹤纹、团龙纹、凤纹、花鸟纹、缠枝莲纹等。

华夏古代造物设计，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是在不断地适应礼乐文化的内在要求。

这给修者的启示就是，设计不但要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要满足精神生活上的需要。

既要凸显主流的审美价值，也要关注非主流的审美价值，真正做到“器能弘道”

耳。

古时器物设计，普遍秉持着利生乐生的生命之道这一理念。

古代工匠以务实之精神，依循实际生活之所需，设计器物之基本形式与结构，并凭借自身经验制作器物，力求最大程度地契合人们具体之使用要求，为生活带来便利。

从原始先民制作器物之初始意图观之，实用乃首要，即以功能效用为根本出发点。

然随社会之发展与技术之提升，人们不再满足于仅具实用性之器物设计，而是渐次依循美的规律去创造，进而相应地将美的形式与实用功能相结合，于可能之条件下对所设计之器物予以装饰与美化，以给人们之生活带来愉悦，为使用者所喜爱，此乃设计创造者所追求之最高目标。

华夏哲学之内在本质，乃生命之哲学。

儒家学说多以生命创生、万物化生为根本。

于道家而言，生命于宇宙间流转贯注，乃一切创造之源泉，而大道充盈其中。

在先秦思想中“生之哲学”

乃自自然形态、生命之形态升华至精神之有形有态。

古代贤哲认为生命为宇宙大化流行之根本。

而此观念影响了华夏古代造物设计理念。

匠人不仅要展现自然万物之生命意识，同时亦要挖掘自然万物生命之美。

佛教自天竺传入华夏之后，与本土思想产生碰撞与大融合，佛门不仅仅只关注，悟道成佛，这一形而上层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