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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事实与价值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第8页）

理论说明，政府也是经济主体；要使宏观调控手段取得预期成效，政府诚信很重要。

政策多变、贯彻不力都会使其失去信用而影响宏观调控的力度，甚至事与愿违。

因此政府宏观调控有两个层面：法制层面与政策层面；前者制约后者，后者从属前者。

所谓“控制”

，就是用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对策论框架来代替博弈论框架；利用现代信息手段与民主决策，把政府决策透明化，成为与公众预期之间的双向互动，最后达到双赢。

政府诚信，决策民主，与公众建立互信，言必信、行必果，是“控制”

的关键。

如果采取愚民政策，那就必然出现时间不一致，使公众预期成了不可控因素。

时间是否一致，理性预期能否得到积极引导，政府诚信是关键。

只有诚信的政府，才是与公众理性预期对称的决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才不会陷入信息不对称的“囚徒困境”

。

其实西方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告诉我们，发展不同于线性增长，它不但不是片面的，而且不是直线的。

经济波动，显示出一定的周期，恰恰是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本质特征。

这和由于“泡沫”

造成的“经济周期”

有本质的不同。

因此，一定要区分两种“周期”

：真实的与虚假的。

前者是由发展（如技术进步等）引起；后者则是由于投机等引起。

需要调控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从信息经济学上升到控制经济学，根源于他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祟。

要理解控制经济学，就必须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才有可能；而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

似乎钻牛角尖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拿手好戏，要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社会经济系统统一起来研究，恐怕有点力不从心。

同时，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控制”

经济，好像会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留下空间，为他们所围剿的“社会主义”

留下突破口。

因此，他们只会在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至于怎样使信息不对称走向对称，只能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

这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只能落伍。

因为在信息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

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只有实证意义没有规范意义；而缺乏规范意义的经济学，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不可操作。

只有再生经济学才是规范经济学，而规范意味着对称而非意味着均衡；西方经济学“菲利普斯曲线”

、“IS-LM模型”

、“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

等一般均衡模型虽有对现实的经济关系进行抽象的正确因素，但由于在该模型中不仅价格是刚性的，而且所有的比例关系（包括生产内部、生产与消费、消费关系、交换关系）都是刚性的，这不但不能解释诸如通货膨胀等偶然因素的变化，而且不能解释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储蓄和投资、需求与供给（包括货币需求与供给）、价值与价格、产品价格与成本价格、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相互关系的必然性变化。

这种静态的、消极的“一般均衡”

的数字模型，只有“经济学橱窗”

意义，没有实际可操作性。

如果说，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是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进行权衡，只能用高通货膨胀来换取高就业，则是对政策的误导，并在实践中造成严重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