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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若许当初亲骑射河淮处处是高楼（第1页）

新湘军的再次大败和河防之策的彻底破产，给官文抓到了报复的把柄。

官文现在处于极为有利的形势：京师本来就有一大批曾氏兄弟的反对派，他们之中一部分出于正统观念，认为一家兄弟两人手握重兵，位居督抚，且功盖天下，不是国家之福，尽管有裁军自抑之举，仍是隐患。

这中间有满人、蒙人，也有不少汉人。

一部分是嫉妒眼红。

这中间多为满蒙亲贵，自己无能，却又不让别人发挥才干，便以汉人宜防的祖训，不断地提醒规劝太后、皇上。

现在曾氏兄弟军事失败了，这两部分人自觉地结合起来，要求朝廷乘机制裁他们一下，以示天威而杜异心。

官文本人位高权重，钱多势大，他并不买曾国藩密保的账，指使、收买一批言官上书弹劾，要求朝廷收回钦差大臣之命，罢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

就这样，短短的半个月内，曾国藩一连接到军机处寄来的两道严责上谕和御史穆辑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词强硬的参劾抄件，面临着带兵十多年以来，直接针对他而来的最险恶的政治形势。

五十六岁的曾国藩，在经历过一番极度的痛苦之后，头脑异乎寻常地冷静下来。

他反复对河防之策进行自我检讨，又重新翻阅《明史》，细心研究明末官军对付高迎祥、李自成的办法。

高、李的部队是继黄巢之后，最有成就的流动作战的军队，明朝官军将领们，包括能干的杨嗣昌都无法对付，大明王朝最终就栽在李自成的手里。

这中间只有一个人最有本事，那就是孙传庭，而孙传庭的制胜之策便是围堵。

捻军也是流寇，而自己所采取的沙河、贾鲁河、淮河沿线包围的战略，与孙传庭的办法是一致的。

曾国藩坚信河防之策是正确的，决不能因一次失利而予以否定。

但现在朝野一片聒噪，似不给他以总结教训再决胜负的机会。

对于这个现象背后的一切，曾国藩洞若观火。

他不再像咸丰初年初出茅庐时的一味蛮干，硬拚到底，也不再像打下金陵后成天如同履薄临深，为防功高震主而不顾一切地自我裁抑，他这次要跟朝廷软顶一场。

曾国藩用的依然是老子以退为进的办法。

他借病重难速痊为由，上疏太后、皇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并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

又附片奏河防失败，剿捻无效，请将一等毅勇侯封爵注销，以明自贬之义。

奏疏拟好后，赵烈文、汪士铎、薛福成等人都劝他不必如此。

担心朝廷会像咸丰八年那样顺水推舟，全部接受。

曾国藩执意拜发。

他并非意气办事，他有自己的深沉思考。

捻军势力仍很强大，一日不平息，太后、皇上就一日不会安宁。

自从僧格林沁死后，绿营、旗兵再没有一支部队可以独任此事，平捻，非湘淮军莫属。

淮军五万精兵，天下无出其右，湘军陆师力量虽弱些，而二万长江水师却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

所有这些军事力量，其实就是他和李鸿章的私家武装。

因此，朝廷目前要完全抛开他是不可能的。

就是起用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湘军水陆两支人马也不会服服帖帖听李鸿章的话，还得他点头才是。

这便是曾国藩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所在。

即使退一万步讲，朝廷绝情绝义，不顾后果将他开缺，他也不再留恋，立即挈眷回荷叶塘。

他甚至后悔，早知有今日，不如当初打下金陵就与老九一起辞官回家为好。

《曾国藩年谱》"

同治五年"

一节中写道："

是岁言论劾公办理不善者有御史朱镇、卢士杰、朱学笃等疏，皆奉寄谕抄发。

御史穆辑香阿奏督师日久无功请量加谴责一疏……是否，又有御史阿凌阿劾公骄妄各款，亦奉旨辨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