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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民国初年四川自流井（第2页）

看出我这些变化，白牧师也没少了和我讨论时事。

那几年也确实是多事之秋。

欧洲的战事，美国的女性参政权，北京的府院之争。

这些事情原本便纷繁复杂，对个孩子难得理出头绪。

而白牧师却也并不急于表达己见，而更多地是让我自己去研读思索，若是有了心得，便让我写出策论，阐述观点。

两年下来，可以说白牧师是喜忧参半。

喜的自然是我学业和见识的增长，从个懵懂少年变作可谈古论今的青年。

而忧的，却也正是同样这件事。

原本我只是从白牧师的言谈举止间隐隐觉着他的担忧，而听他亲口说出，却是在培真身上。

那时培真在南充读书，学校由民国元勋张澜创办，眼界和格局自是不同。

民国六年和七年过年时，培真由南充回资中，都在自流井停上两天。

从地图上讲，这么走也算勉强顺路。

不过我猜罗大人也是想着让培真一方面尽翁婿之礼，而另一方面，与我切磋学业。

我见着培真自是高兴，而两人虽是年岁渐长却没生出隔阂，要不到个把钟点就又能谈得欢畅。

听培真讲起学校里的课程，却是大开眼界，居然农、工都有涉及，而他经过这段的历练，身子更显得结实，而言谈也更是不凡。

年前的日子学校放假，白牧师也常在老宅，与我和培真谈谈时事。

虽说他二人都是客，自然也持着为客之道，可听下来他们的讨论却是有几分铿锵的剑气。

我虽也和白牧师讨论时事，但多是在格物的层面，或是梳理府院两方在约法下各自的职权，或是分析中国参加大战的利弊权衡。

可是培真则是不同，言语间透着的是致理的思辨：为什么约法在中国屡试屡败，为什么文明国家会陷于野蛮的战争。

培真走后，我与白牧师感叹培真的见识，可他却是不以为然。

见识的基础是道德，他解释给我，而道德的基础是超越的信仰。

过去中国人便是如此取士的，无论是策论还是八股，写在纸面上的是见识，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是德性，而真正考察的是对中华信仰的执著。

如今西学也是一般，是建筑在西洋的道德和西洋的信仰之上的。

这两套体系，实是不能随意拆开的，若是把西洋的知识套在了中国的道德和信仰之上，那说不准就是一个闯祸的怪物。

他感叹如今中国的乱象怕就是源自这不中不洋的怪物，而对于我，现在既然没有入教，没有接受那一切道德和见识的信仰根基，就不宜过多地去培养见识，免得误入歧途。

按照日后的道理，白牧师这观点大概不知会被批驳得怎样的体无完肤，可那时他是我心中的圭臬，他说的话我自是全盘记下。

其实即使他不说，我也渐渐觉出自己身子里怕是也藏着那怪物。

到了民国七年的夏秋之交，欧洲的战事有了大的转机。

那段日子，白牧师常把美国和上海来的战事电报拿给我一起看。

我虽对这些兵戎大事只是懵懂初开，但看着白牧师渐渐舒展的面容，也能猜出战争的走势。

我问他如此看来是否胜利在即，或许圣诞前世界就能重返和平。

“恐怕还没有那么容易，”

他喃喃地说道，眼睛入神地看着面前的地图。

“你看，这里是现在的西部前线，”

白牧师用手指顺着一条看不见的线在图页上有力地划过。

在图页的另一边，他用另一只手的手指重重地一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