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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植根于历史自信二（第7页）

此言的确不虚。

文化自信植根于历史自信——何新对中华民族的独特历史和道路的把握不仅是深刻而系统的，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学经典新解

第三编“国学经典新解”

，基本体现了何新对先秦经典的独特解读和主要评价。

遗憾的是未能编入让当代中国人真正得以读懂读通先秦经典的何氏“译文”

。

编者在这里大胆地预言一句：经过精编精校之后的何译（文白对照）《国学经典》，终有一天会成为国人阅读先秦经典的主流读本，就像《培根论人生》的中译本虽然已有上10种，但其他译本都只能销售几千或上万册，而何译本却能发行100多万册一样；事实上，近年已有学者以何著《国学经典新考》为训诂依据和译文标准，来开展自己的国学研究；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08年出版、次年再版的15卷本《何新国学经典新考系列》，因为出版方曾“延请专家及好编辑、好校对，对全书细加审定”

，所以目前连“孔夫子旧书网”

也一书难求。

需要说明的，一是每种经典只收入了何新系列论著中的一篇解读文章（比如，编《<<span>老子>是中国第一部纯哲学著作》时，原本很想将最能体现何新“泛演化逻辑”

视野的《论老子的“有”

与“无”

》作为附录编入，但此范例一开，本书的篇幅就没法控制了）；二是《何新品<<span>诗经>中的史诗》《<<span>楚帛书>新考》《宇宙之问<<span>天问>新考》《<<span>心经>新考》等何著中的相关解读文章由于篇幅原因未便收入；三是何新对经典的解读更多体现在逐句逐篇的注释和题解之中，“导读”

未能对此作出概括性介绍。

所以本编难免有“窥一斑而未见全豹”

之憾。

华夏史上的圣与雄

第四编“华夏史上的圣与雄”

，选取何新相关论著中的9篇，让我们能够领略这些奠定了中华文明自东周秦汉以来历史走向的圣哲（孔子、老子、子夏、墨子、孙武子、屈原、董仲舒）雄霸（秦昭王、汉武帝），面对他们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趋势，究竟“做对了什么”

必须做的事情，使他们得以成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史上永远不会堕落的神圣巨星。

何新认为，正因为历史进程中存在理性的逻辑，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否知道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是否具有这种判断力，就是一个政治家（也包括思想家）伟大与昏庸的区别。

在广义上，皇帝或国王不过都是历史的奴隶。

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不做就会垮台；他们也不能做历史不要他们做的事情——做了也会垮台。

汉武帝晚年曾对卫青说：“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

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

这说明汉武帝对“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

是有深刻领悟和使命担当的。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秦始皇创建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历史功绩时感叹道：“呜呼！

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这就意味着，当权者哪怕“做对了”

“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

，也并非都是出于道德目的。

所以，黑格尔曾嘲笑18—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是一种幼稚的道德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