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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九十三章 瑞典老人的预言一（第4页）

“在当今世界，经济因素决定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各种因素。

中国经济的崛起，意味着西方经济的衰退。

这是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

所以，西方世界绝不会对这场世界经济大战视而不见。

他们会谋划、会聚集力量、会采取措施。

这就是外部严峻的现实。

“再比如中国的内部因素：中国经济这些年虽然发展迅速，但还不够成熟，还有很多硬伤和短板。

一旦重大经济政策失误，中国就会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

这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严峻的现实。

比如，中国的环境问题，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的重要问题。

中国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还很大；中国还需要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本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谨慎态度。

你说，中华民族是自我修复能力最强的民族。

但自我修复是需要时间的，而时间的长短又不大容易确定。

这就好比赛车比赛，你的车中途出了故障，你停下车来修车，等你修好车，再开上跑道时，对手已经到达终点。”

尼尔斯听到这番话，来了劲儿，他说：“梁小姐，很遗憾，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先谈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中国的内部因素。

中国只要保持住国家的稳定——我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做到这点——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即使中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较大的偏差，中国也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自我修复，因为这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处理起来比较容易。

中国建国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中国的外部因素，我的看法是：对中国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西方只能妥协、忍让或者说忍痛割爱，而绝不会采取你说的那种极端手段。

但是，西方的忍让、妥协肯定也是有底限的：你不能把市场全部瓜分完毕，你得给我留一些份额──这些份额足够我还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

说得更明白一点，欧美发达国家的总人口正好是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中国占据世界大部分市场份额后，只要能给他们留下一半的市场份额，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妥协和忍让。

以中国人的智慧，中国决不会把他们逼到绝境，让他们被迫采取你说的极端手段。

采取极端手段，无论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我想，人类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程度。”

梁晓秀说：“我们讨论的是世纪难题。

我们不是决策者，改变不了事物的属性和本质。

尼尔斯，有时我也想：我们是否值得讨论这么沉重的话题呢？”

尼尔斯则说：“我倒不这样想。

这个世界需要思考者。

倘若没有人思考，人类怎么能进步呢？”

老人的反问，给梁晓秀很大信心，她愿意和老人继续探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