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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对称经济学与对称方法论（第5页）

而本质是难以用数据来描述的。

对事物质的认识，是对量的认识的前提；对量的认识，是对质的认识的深化。

只有经济学范式正确，数字分析才有意义；如果范式错误，数学分析再严密，数理模型再精致，也只能南辕北辙。

从数学模型到自然语言模型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的转变，而且是一种范式的转换。

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

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前提——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其经济学范式的前提之中。

经济学形式与内容的对称，不但要求语言模型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而且要求概念内涵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

经济学范式与概念必须对称，范式决定范畴与概念的定位与意义，特定的范式决定特定的范畴与概念，特定的范畴与概念只能在特定的范式中发挥特定的作用。

如果移植到其他范式中，原有的概念与范畴成了名词；如果要重新成为概念，其内涵必须重新定义，其外延必须重新界定，否则就会出现概念的混淆，成为悖论。

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

、“有限理性”

、“非理性”

、“投票悖论”

、“不可能性定理”

，均属这种不同范式之间碰撞的结果；严格意义上，是西方经济学家头脑中的“经济学”

同经济现实碰撞的结果。

人的需要是多重的，有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眼前需要与长远需要，肤浅的需要与根本的需要，局部的需要与全局的需要。

由于价值的相对性、人的需要的具体性，能否投票产生最佳决策，很大程度取决于人的素质。

而由于价格经济学的局限性，人的素质问题不可能进入价格经济学的视野。

这是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

的致命伤。

在具体操作上，公共选择一致同意不可能，不仅次级决策不可能，即使宪法选择也不可能。

因为人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人的素质不同，对自身的利益、自身利益同他人利益关系的认识程度也不同，因而不可能有一致的同意。

阿罗“不可能定理”

的根源就在于范式与范畴的冲突。

在价格经济学范式中，是不可能容纳价值相对性、需要具体性这些范畴的。

如果说，“投票悖论”

只不过是使价格经济学陷入悖论。

那么，“外部效应”

的存在，则使价格经济学陷入悖境。

外部性问题只是宣告了价格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但并未宣告价值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

实际上，外部性问题恰恰说明了市场的立体性与系统性。

解决外部性问题，有的可以用协议的方式来解决，而更多的则只能通过政府与法律来解决。

科斯所举的例子，即牧场主与农场主之间纠纷的例子，对于小商品经济来讲是典型条例，但对于大工业生产来讲，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外部效应的存在，突出了价值的整体性与相对性，突出了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

只有价值经济学才能把握这个统一，而价格经济学对此无能为力。

只要价格经济学不能解释外部效应，那么价格经济学的解释力就要打折扣，其合法性就要遭到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