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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到1979年，我的3部电影《蛇形刁手》《醉拳》《笑拳怪招》连续大获成功。这让我尝到了什么叫一夜爆红和巨星待遇。
首先是嘉禾公司提出要以100万港币的天文数字做定金与我签约，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我当时一部电影的片酬是3000港币，那时在香港买一个小公寓大概只要几万港币，100万对我来说好像是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一样，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嘉禾的价码从240万飙升到了480万。
当时也有其他电影公司找我，我的经纪人陈自强建议我加入嘉禾。他认为这家新兴公司将对我未来的发展更有帮助，邹文怀、何冠昌是值得信任与合作的伙伴，而他们也向我承诺了香港及东南亚之外更广阔的市场。他们希望把我推向国际，成为李小龙之后第二位可以征服世界的华人巨星。
再度回到嘉禾公司让我感慨万千。
在这之前，我是嘉禾旗下无数个小武行之一。每天用生命冒险，换取微薄的收入，默默期待有一天可以出人头地。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到来了。
我们要去见时任嘉禾副总裁的何冠昌先生，他与邹文怀共同创立了这家公司。两个人性格互补，分工明确。邹文怀负责公司的商业开拓，何冠昌主管电影制作。他们当初一起在邵氏工作的时候，已经是非常完美的搭档，他们的合作让嘉禾有了全新的可能。
见面简短寒暄之后，何冠昌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我是来听你讲的，我想听听你的想法。”那时的我哪里说得出什么想法，每天还沉浸在梦幻般的成功中不能自拔，可是听到他这么说，我也想尽量表达一些东西出来，好让人家觉得我还是很有见地的，支支吾吾了一会儿，我开始觉得胃疼。现在想起来蛮没出息的。
陈自强注意到我的不自在，连忙帮我解围：“他最近几部电影非常成功，很感谢你们的赏识，我们其实想听您说说喜欢他电影的哪些地方，未来嘉禾希望在他的电影里看到怎样的东西，这可能对咱们即将展开的合作更有帮助。”
“他在成为一个明星之前，其实在武行里面已经很有名了，我从那时候就很欣赏他。不过，我认为目前的电影还远远没有开发出他的潜力，我希望能够帮他找到并确立属于他自己的风格。比如他已经开始尝试把动作元素跟喜剧风格结合起来，未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争取每一部电影都给观众一些新鲜的东西，找到真正属于成龙的风格。”
这几句话完全打动了我，他说出了我想表达的话。接下来他说的话更是让我惊讶。
“我们开公司当然是为了赚钱，但是我向你保证，只要是你为嘉禾拍的电影，我不会去干涉预算方面的事情。你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拍摄和制作，我不会给你强制性的预算审批和制作期限。你负责拍片，钱的事交给我们。”
我几乎无话可说了，对一个初出茅庐的电影人来说，这就像是天堂一样。
从那之后，我们之间展开了长久的合作。尽管邹文怀是公司的大老板，我跟他见面也非常频繁，但是很多跟电影制作息息相关的事情，我都是跟何冠昌一起商议解决。尽管我们两个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永远穿着非常体面、剪裁得体的西装，搭配很有品位的领带和手表；我尽管已经很有钱，但每天看起来还是像个暴发户一样，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两个人之间私交越来越好。后来他干脆把我认作干儿子，我对他也像对父亲一样尊敬。
正式加盟嘉禾之后，我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师弟出马》。我倾尽全力希望把这部电影做好，以对得起两位老板对我的信任，也让电影界知道我的成功不是一时运气。记得当时有个镜头拍了50多次，只是为了表现我把扇子踢向空中并且漂亮地单手接住。《龙兄虎弟》的那次严重意外，让何冠昌为我定了两条规矩，第一，不能剪短头发；第二，不能演会死掉的角色。这两条禁令我也一直遵守到他去世。
平时在生活中他也教我很多东西。我还记得他曾经告诉我，任何时候买房子，要先看消防车能不能到，再看消防梯能不能到，不要去买那些很高的楼。这一条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在新加坡买的房子就在四楼，这样万一有什么事情，只要窗外面有个树或者栏杆，我一抓一踩就跳出去了。
最早去美国发展的不顺利让我非常挫败，回到香港一心希望可以一雪前耻，当时干爸爸给我的建议却是希望我去看看朋友，度个假，享受一下生活。那时的我完全不想听，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希望你有一天能够明白，生命中不是只有工作，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你不要一直忽略它们，等有一天发现晚了就来不及了。”可在当时的我看来，什么都有可能转瞬即逝，只有记录在胶片上的作品可以永远留存。事业对我来说几乎就是全部。我没有听进他的话。
以后，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能体会他的话。这些年，我花很多精力在跟家人朋友的相处上，也开始珍惜一些工作之外的生活，幸好还不是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