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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戏剧学院，所有男孩都要剃掉头发，大家过了很多年小光头的日子。后来终于离开学校，一有机会我就把头发留长，好像是在故意跟过去对抗，或者是弥补曾经的遗憾。那时因为头发太长，被人叫作“飞仔”。到了台湾和韩国，还因为这个被警察询问，因为那里的年轻人都要服兵役，不能留长发，他们刚开始不知道我是香港人，就过来盘问我。
我很喜欢吹头发，还特地去跟人家学怎么吹。当年自己是长头发，每次都随身带个风筒，很认真地吹，觉得很舒服。后来只要一到外地拍戏，戏里那些搭档们就都不带风筒，每次洗完头就来我房间，我就会帮大家把头发吹干。汪明荃、林青霞、徐枫、秦祥林、洪金宝……我都帮他们吹过头发。平时娇姐和祖名的头发也都是我来吹。
第一次到好莱坞的时候，我曾经模仿20世纪30年代电影明星的发型，把长发剪短，虽然自己觉得很得意，但后来周围的朋友都说很难看，真是讨厌。等我决定回香港的时候，就又恢复了自己的长发造型，说是“造型”，其实就是不修边幅。
直到1986年发生的一次严重意外，我被干爸爸何冠昌勒令再也不准把头发剪短。那是我拍了这么多年戏受伤最严重的一次。电影的片名叫《龙兄虎弟》。当时，关锦鹏是副导演，刘伟强是摄影师，陈可辛是助理制片。
电影讲的是某伯爵希望把失散800年的“上帝武装”寻回，这五件宝物在《圣经》上被记载说可以用来对抗魔鬼。他寻得亚洲飞鹰Jackie从非洲土人中夺得三件，而另外两件在一伙恐怖分子手上，因此而展开一系列救人和夺宝的故事。导演并主演这部片时我33岁，已经自己开创出比较成功的电影模式：全球取景、精彩动作、商业喜剧。
我们是在南斯拉夫开镜，现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这部戏的美术指导是奚仲文，他希望我尝试一个新造型，剪一个短头发，我觉得也没问题。对我来说，头发长短没什么所谓。当时的拍摄地条件很艰苦，也没什么专业的理发师，奚仲文就直接上手帮我剪。剪完对着镜子，我默默地说，真难看，跟狗啃的一样。刚好开机后没几天，我因为工作需要去日本出一次差，就顺便请日本当地的造型师帮我重新打理了一下。再回到片场，奚仲文觉得哪里不对劲，就又拿起剪刀给我修了修，总之这次在头发上折腾了蛮长时间，过去从没这样过。
出事那天，我拍的那个镜头其实并不复杂，至少对我来说不复杂。大概就是后面有两个人追我，我需要跳到一棵树上去，这在我演过的那么多动作戏当中也就是个过场戏而已。拍了两遍之后，前期导演曾志伟就说不错，可以了，过了。可我回想了一下，不对，自己跳完之后落地时不够灵活，我希望再拍一遍。通常我说再拍一遍的时候，没人能阻止我，结果这一次就出事了。
其实那棵树也不是很高，对我来说真的不高。结果一跳过去，树枝断了。我一瞬间就掉了下来，在往下掉的过程中，我凭直觉一直在抓树干和树枝，那些树枝就一路跟着断，我一直抓它们一直断，等快掉到地上的时候，我习惯性地用手去挡了一下，但头还是砸在一块石头上。后来想想，可见大家当时多忽略这些动作戏，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很忽略。说跳就跳了，根本没研究应该找什么样的树，可以承托我的重量。
落在地上的第一反应是腰很疼。当时我爸爸在片场，他过去几乎不来我工作现场的，也不知怎么就这次我出事被他当场看到。当时剧组的同事们就赶紧先把我爸爸推走，免得他受到太大刺激。我感觉周围一下围上了很多人，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许只是一小会儿，也许是很久，我忽然觉得自己没事了，要坐起来，大家赶紧按住我说不要动！我只好乖乖地听话，但就觉得整个人很热，摔下来之后头也很涨。后来大家就发现有很多血从耳朵喷出来，那真的是在喷血，但是我的外表又看不到伤，大家都被吓住了，怕我会死。
那个时候是上午9点多，剧组要从山上把我搬到山下，再坐吉普车送去医院。我记得自己躺在车上，旁边一直有人在用力拍我，说不要睡啊不要睡啊Jackie。我说你们不要打我了，我全身已经很痛了。到了一个小医院就马上先打针，大家都知道我很怕打针的，当时也没力气反抗了。打了很多针之后，我又被送到一家大点的医院，医生看过我的情况之后说，一定要马上脑开刀，不然很危险。我们这没有这么高的医疗水准，最好能找全世界最好的那个脑科医生来开刀，他是瑞士人。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耳朵还在流血。接着又觉得鼻子很痒，原来是血在倒灌，从鼻子流出来，喉咙也在咕噜咕噜地响。直到这时候我才开始害怕，想起有个形容人快没命的词是七窍流血，现在耳朵、鼻子都流血了，我不会是正在七窍流血吧？想到这就赶紧用手摸了摸眼睛，还故意找到手上一块白的肉去摸，还好眼睛没有流血……
当时曾志伟在现场，他看到那种情况，觉得我可能快要死了，就赶紧打电话回香港，给嘉禾的大老板邹文怀。那时打电话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国际电话没办法一下子就打通，曾志伟第一次打过去，说明了情况，就等着香港那边回电话。邹文怀老板第一次把电话打回来，说正在联系那个瑞士脑科医生，然后就挂断了。电话第二次再打来的时候，说的是这个医生正在世界各地周游讲学，找不到人在哪里，电话又断了。
这个时候，医院的医生就有点急了，问，你们到底还等什么？早上9点多送来，到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一定要做个决定了，不然伤者很危险。有人建议包机飞到法国做手术，医生说伤者现在的情况没办法承受机内压力，出血会更快。大家僵在那里，没人能拿这个主意，害怕一旦上了手术台，我没办法活着出来。那部戏的武术指导叫冯克安，他打开门进来跟我说，大哥你撞到了脑袋的骨头，需要开刀，先把骨头取出来，再放一个什么东西进去，几年之后再把那个东西取出来……这些话如果是用平淡的语气讲也没有什么，可冯克安当时是一路讲一路哭，呜呜哇哇的，那时他是成家班的主力，响当当的硬汉啊，看他哭得那么可怜，我就知道情况严重了。
最后，医生进来征求我本人的意见。我记得当时他说了一大堆话，大部分我也听不太懂，只能听懂Operation，等他说完，我只说了两句话，现在我能相信谁？我只能相信你。好，我做手术。
接下来就是剪衣服，推进手术室，时间应该是晚上8点多。当时迷迷糊糊地看着房顶上的灯，那时才知道原来手术室里面的灯泡有9个。后来就感觉有个老头子在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声音越飘越远，他对我说，你好好睡一觉。我就没有知觉了。手术做了多久也不知道。
第一次醒了之后，听到床头有铃声，睁眼，好像有4个护士的头在看着我，我想要起来，她们就把我的头往下按，我又睡着了。再醒来的时候，耳边响的是口哨声。那是谭咏麟在旁边吹口哨，吹的是他那首《朋友》。
我睁眼，看到大家隔着两层玻璃在跟我招手。我知道自己没死，就又睡了过去。第三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换了病房。谭咏麟和曾志伟在旁边，看我清醒了，他们跟我说：王八蛋，你知道你的运气有多好吗？给你做手术的，就是那个瑞士医生！他刚好就在南斯拉夫讲学，是他帮你做的手术！
不知道在我决定进入手术室的那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而那个医生又如何神奇地出现在我的手术室里，这一切就像是个奇迹。
我彻底清醒过来没多久，就跟护士说饿，想吃东西。她们震惊了，说我们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你是近左耳头骨凹陷，碎骨内移，一般人经历了这么大的手术之后，都会有很严重的排异反应，要么就是吐，要么就是没食欲，哪有你这样一醒过来马上就要吃东西的？可我当时胃口还真的挺好的。他们给我拿来的食物，我很快就吃完了，也没有什么想吐的感觉。
做了手术的7天之后，我就回到了剧组。当时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出来，可以只拍我一半的脸，因为如果要等我的头发长出来，还需要4个月到半年时间，剧组里100多号人，是没办法等的。拍了几天，发现效果不好，大部队才一起撤退回香港。那部戏一停就是一年。
我现在脑袋还有一个窝，是软的，没有骨头。耳朵到今天也还有后遗症，听高音会痛，低音听不清。这是当时那个手术留给我的纪念。
自打这一次之后，我的干爸爸何冠昌，也是嘉禾公司的老板，就不批准我剪发了。不仅如此，他当时还立了一个规矩，说成龙不能演会死的人，剧本里如果我这个角色会死，那就不能接。其实我一直很想演西楚霸王项羽，也有很多人拍这个题材就会想到我，但是因为楚霸王会死，干爸爸就不准我接。干爸爸的这两个禁令，尽管我自己不迷信，但觉得还是听他的话吧。1997年，干爸爸去世了。在那之后，这两个禁令也逐渐被我打破，也是时候改变了吧。《新宿事件》《大兵小将》里面我的角色都死掉了。2012年，拍摄丁晟导演的《警察故事2013》，演一个公安特警，需要把头发剪短才符合角色形象，不然所有人都是短发就我一个长头发也很奇怪，于是就剪到了板寸的长度，这是在南斯拉夫开刀以后的第一次。